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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法体系中的内容都是法源，事实上不可能也没必要赋予所有法律以正式法源身份。

关键词:  张之洞 布尔迪厄 行动逻辑 劝学篇 清末新政 一、为什么选择张之洞 晚清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均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观点，完全代表了当权者和文人学士的看法。

他甚至与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建立了良好关系，并得到不少帮助。这里边也隐含了借机将地方督抚权力收缩，在满汉之间实现权力再分配的政治意图。与思想者不同，他首先是个行动者。对刘坤一的妥协实际上是他对朝廷失望的委婉表达，他比刘坤一更明白那个朝廷在想什么。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的理论。

刘、张二人决定他们所辖的两地还是联合行动，问题又回到了原初：如何联合，谁来主笔？这一次，二人不能再客气过来、客气过去，事情耽搁得已经够久了。这样一来，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在逻辑上就发生了颠倒，不是国家创造了统治者，而是国家成了朕的国家，处于从属于个人的地位。随时要记住的是，只有当道德或权利处于恶的对立时，才是法律的用武之地。

因此，就有凯尔森指斥自然法（连及康德和黑格尔）只是一种形而上学。[16]这三个方面虽有偏颇，却不无道理，构成崇德绌利的总基调，表现在中华法系中，就是对道德的维护，对权利的忽视。另一侧是荀子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揭发，发散为人们对权利的追逐。所以我们不把它算作出于人的本性。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所以必须将二者置于恰当的位置。

法律就是针对社会生活中恶的对立而设的，它用国家赋予的权威的、强制的力量使道德和权利回到正轨，得到保护。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就由法律来管）后面的所部为其立碑颂者，遣人妄称己善，虚状上表者等，只是长吏辄立碑下的各种表现形式，不用一一分析。康德绝对命令下的道德。

[9] 我们上面有意地选了汉高祖和朱元璋父子的例子，两者的时间跨度有一千六百年，但对于商、利的轻蔑则是相类的，漫长的岁月之流都没有冲淡统治者的轻利之心。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这是《盐铁论》中文学一方得出的结论。归纳起来看，中华法系和西方法系都未能很好地将道德和权利熔于一炉，其主要原因是道德与权利的二元对立，这一点在中华法系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已如上述。

[7]同样表现出重义轻利的样子。道德与权利各自都有自身的内在动力、活动范围、运行轨迹。

几个哲学流派对这一主题也进行过讨论，提出了法学从属于伦理学的理论，以及其他与此成对比或相对立的理论。这几乎成了以后官场的定例。

当道德诉请侵害了个人权利时，权利的坚持有助于摆脱这种道德绑架。但法律的用力不是任意的，而是要根据道德和权利的运行规律，作出有利于保护道德和权利的规定。实际上，正是以文明进步的名义，他宣称，美国印地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在中华法系中，以道德为宗，权利绌则官威生。更其重要的是，传统儒家从人性中开出道德，并把它作为道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在法哲学的意义上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谁的手上没有沾满鲜血？! 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国家反殖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襄助，西方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各宗主国龟缩回自己的老巢，加之联合国旗帜下世界人权运动的勃兴，无论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的民族国家，个人权利又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汉高祖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事见《明史·食货志》 [7] 《明史·食货志》 [8]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一权利被包含在‘礼中。

《盐铁论·轻重》 [16] 义是天理之公，利是人欲之私。为此，西方法系为权利作了深入的论证，雄辩的扈侍，精细的划分，周密的保护，成为世界法系中的经典，是值得效法的。

还有，既然登特列夫和德沃金等认为权利就包含道德，也就无须在权利本位的西方法系中再谈什么道德了。中华法系之所长，恰为西方法系之 所短。

……关于法律之性质以及法律史解释的争论，都和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争论有关。鉴于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性，在法律中要明确区分道德规范与权利规范，让它们各依其理，各司其职。西方法系的情况却又不同，虽然权利在西方法律一直占据主角，但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自发的状态，且更多以特权（奴隶主、封建主、家长的特权）的形式表现出来。[11] 参见本书本章第一节。

权利的贲张往往又会导致道德的沦丧。真正困难的是，道德纠纷和权利纠纷不时会搅合在一起，这缘于人既是道德主体又是权利主体，个人行为往往既含有道德因素又含有权利因素。

[18] 西方也有人认为人性分为理性和感性，理性使人行善，是道德的，感性使人作恶，是不道德的。[3] 《史记·平准书》 [4] 同上。

加之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为这样的权利获致进行了大量的论证，甚至为之作神圣化的褒赞，使之更显得理直气壮、神彩飞扬。对普通民众而言，更有意义的可能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人们享有的普遍的政治权利，被当成普世价值向世界各国推销，尽管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它的母国也是经由无产阶级数百年的英勇奋斗而获致的。

但另一方面，人们对权利的追逐无时或休，巨商大贾、豪强高官、朝廷官府，往往用不正当的手段侵渔百姓的权利，加快财富的聚积。一、中华法系的长项与短板[1] 中华法系的优长之处，最为突出的是道德在法律中的植入，这是西方法律两千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更重要的还在于，由于二者的对立性，道德的张扬往往会阻遏权利的实现。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权利（包括right这个单词才发明出来）被赋予新的内容，得到充分的甚至过份的论证，这肯定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密切相关，亦即与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密切相关。

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如果能够理解以上的回答，我们还能不惊叹中华法系把道德融入法律中不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吗？! 那末，权利呢？中华法系把权利又怎样了？ 道德与权利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两大支柱，道德在中国备受推崇，权利在中国却屡遭冷落。

‘有赃重者，坐赃论，谓计赃重于本罪者，从赃而断。这二者都是道的具体化。

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当道德遭到毁丧，人心离散，家庭分裂，社会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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